劉菲、趙愛學丨藏園外庫普通書捐贈始末

注：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菲、赵爱学老师授权发布！

藏園外庫普通書捐贈始末

劉 菲 趙愛學

内容提要：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北京圖書館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清點整理傅增湘藏園外庫書（普通書），并商定根據“以有易無”原則選留部分缺藏書，其餘捐贈四川省立圖書館。當時統計總數爲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其中北圖選留普通書2000種7801册、零本書137種197册另1張、小册子59種561册。期間，傅忠謨又從中提出51種，文物局也曾提出1種。1950年12月底，選留以外部分移交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大約1951年6月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收藏，當時統計數量爲25504册。因移交册數與北圖選留以外册數，以及二者相加與之前所報總册數不符，1951年11月至1953年8月，北圖經多方核實，并與西南人民圖書館前後4次溝通，最終確定傅忠謨捐贈藏園普通書總數爲4346種34373册12幅。

關鍵詞：傅增湘 藏園 外庫普通書 捐贈 北京圖書館 西南人民圖書館

傅增湘先生是近代藏書和校書的楷模。其雙鑑樓藏書中頗多珍品，傅增湘曾在《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中提到藏宋、遼、金本3800卷，元本2500卷，明刊鈔校3萬餘卷，外庫通行習覽之本10萬餘卷[1]。可見善本之外，其所藏外庫普通書（因國圖相關檔案多稱“普通書”，下文簡稱“普通書”）也不少。傅增湘晚年遭逢戰亂，對自己身後藏書的歸宿早有考慮，認爲舊式私家藏書聚散無定、難以傳世，私藏不如公藏。他在《雙鑑樓藏書續記序》中云：“天一散若雲烟，海源躪于戎馬，‘神物護持’，殆成虚語！……信知私家之守，不敵公庫之藏矣。”[2]而公藏則更屬意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其文孫傅熹年曾撰文提及：“先祖雖曾兼任故宫圖書館館長，但就歷史淵源和對前途的期許而言，更屬意于北京圖書館。”[3]早在1947年，傅增湘即將手校書391種捐贈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北圖”），1948年又出讓明刻本和名家抄校本給北圖，并囑其後嗣在其逝世後將藏書捐贈國家，避免珍貴古籍的散佚亡失[4]。

1949年11月3日[5]傅增湘逝世後，長子傅忠謨（1905—1974，字晋生）遵遺囑開始着手處理藏園藏書，以“雙鑑”爲代表的部分善本及手校書分批入藏北京圖書館。藏園所藏未入善本的普通書則由北圖代爲清點，并從中挑選館藏所缺，其餘捐贈西南人民圖書館（今重慶圖書館）。關于藏園普通書捐贈情况，李國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6]、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7]、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8]、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9]、向輝《藏園書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及館藏善本書之淵源考略》[10]等文都有相關論述，但均爲簡單提及，并且多誤以爲藏園普通書大部分藏于四川大學圖書館或四川省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國圖”）藏有當時普通書清單等相關檔案，記録了當時普通書捐贈過程的具體情况。本文以國圖藏檔案爲主要依據，按照時間順序梳理1949至1953年間處理藏園普通書捐贈，以及與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清册種數情况，以紀念傅增湘先生誕辰150周年，表彰前賢化私爲公、延續文脉的優良作風。

一、北圖對普通書清點選留并將擬運川書籍寄存故宫博物院

傅增湘生前曾應四川劉文輝、鄧錫侯[11]請求，答應將藏園普通書部分捐贈家鄉四川。傅增湘去世後，因四川全省尚未完全解放，北圖受委托清點代收，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提出用館藏稍晚近或重複之本調换普通書中所缺之書[12]。1949年12月12日，傅忠謨致函文化部文物局，申述捐書經過及處理捐書意見。根據文化部文物局發北圖通知所録傅函要點，其中述及普通書處置：“普通書擬與圖書館‘以有易無’的交换一部分外，所有各書，要求在交通條件許可時，爲設法移置四川省立圖書館。”[13]可見此時北圖已與傅家達成“以有易無”的普通書處理原則，不過其餘普通書當時是擬捐贈四川省圖。後來改捐西南人民圖書館，大概是因爲負責接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在重慶。北圖應該隨後就到傅家開始清點整理，清點造册的同時，也揀選北圖缺藏者。12月28日，北圖呈報文物局普通書交换處理辦法：“現在正進行清點，一俟蕆事運來本館，再詳細考查，以便‘以有易無’，即將本館所無者選出，其餘并以本館所補充者另行裝箱，暫寄存一處，將來由鈞局設法運交四川省立圖書館。”[14]1950年1月6日，文物局回文指示：“應列具雙方交换的書目送局審查後，再行裝箱寄存。”[15]

清點整理工作持續到1950年3月，“當場造有總清册”[16]。參與其事者爲北圖趙萬里、楊殿珣、爨汝僖、王廷燮、楊殿甲5人[17]。根據國圖采訪卡片所載（如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平叛記》，收到日期爲“1950/3/30”），此批普通書3月底前已到北圖。目前我們没有見到當時所造普通書總清册，但在其他檔案裏提到此次清點總數爲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18]。重慶圖書館檔案《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封面原題如此，内容爲清册目録），用“國立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十四行，每葉分上下兩欄，應即1950年3月北圖清點所造清册（下文簡稱“1950年清册”）的複寫件，爲當時移交時附送。據重慶圖書館《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該目録按經、史、子、集、叢分類編排，清册中標明箱號，共裝213箱。

1950年6月，北圖把選留的缺藏書編成清册（下文簡稱“選留清册”），包括3部分：《江安傅忠謨先生捐贈國立北京圖書館普通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零本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期刊雜志清册》[19]，總計數量分别爲2000種7801册、137種197册另1張、59種561册。清册共42葉。用“國立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14行，每葉分上下兩欄，著録書名及册數。各部分末葉總計數量有鉛筆改動，上述7801改爲7820，197改爲206，561改爲552，應爲後來核實數量時所改。

9月19日（此爲發文時間，擬稿時間爲8月29日），北圖向文物局呈報選留藏園普通書清册，“呈請鑒核備案，并請奬勵”[20]。同時報告北圖選留數量，即普通書2000種7801册，小册子137種197册又1件，期刊59種561册。這個數量與上文所述6月份清册一致，所以此次所呈清册應該就是6月份清册。呈文也報告北圖選留以外的其他普通書裝爲55箱（按：上文提及1950年3月清點裝爲213箱，此55箱應爲改用大箱），運故宫博物院傳心殿暫存，待交通方便時再運四川。至于之前商定的“以有易無”，也作了説明：“俟將來人手够用時，擬再從我館普通書内選出若干稍稍償補所缺。”次日，北圖就此致函傅忠謨，“除造册呈報文化部文物局外，相應檢奉清册一份，并致謝意”[21]。

10月6日，北圖再向文物局呈文，“關于傅沅叔先生遺書普通書部分，業經我館代爲整理清楚，兹造具清册一份，送請鑒察”[22]。此是呈報藏園普通書總清册。我們暫未見到此清册，應該即3月份在傅家清點整理藏園普通書時所編製，也即重慶圖書館檔案《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文物局文曾提及此前兩次報告藏園普通書總册數，綜合各方面情况，10月6日這次是第一次，總數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23]。此次呈文同時請示核准以北圖藏複本交换之前選留部分，“當另行造具我館準備交换的書籍清册送請察閲”。10月16日，文物局通知北圖，同意複本書交换事，“希即造具你館準備交换的書籍清册送局審核”[24]。

二、清點造册後傅忠謨、文物局提出部分書籍

在初步交接清點後，傅忠謨又從中提出部分書籍，文物局也曾提出一種。重慶圖書館所見1950年清册中部分書目欄外相應處注有“提”字，與國圖1951年7月6日向文物局呈報的藏園普通書清册（下文簡稱“1951年清册”）[25]一致，衹不過北圖1951年清册是在欄外墨筆注“傅晋生提出”。此類提出書共計51種185册（具體目録見表1）。國圖檔案《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26]後對此核實指出：“原提185册，其中《天問閣文集》4册、《南雷文約》4册、《唐詩紀事》14册、《亭林文集》4册，皆有傅增湘校字留存館中，實未提出。”實際提出數量爲47種159册。另，《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也記載，文物局于1950年1月18日也提去《静庵文集》1册。

但除上述“實未提出”的4種外，經我們在國圖書目中檢索其中個别不多見書，發現國圖有藏，明刊《异魚圖贊箋》則國圖無。查《中國古籍總目》，明崇禎間刻本《异魚圖贊箋》收藏單位有“北大北京文物局南京（清丁丙跋）臺圖”[27]。另，1950年4月傅忠謨捐獻北圖第三批手校書中也有51種提出書中的個别書，如《華陽國志》《東方先生集》《十三唐人詩》《柳文》《游定夫集》。據此，傅忠謨提出書51種或許大部分是傅增湘手校書，後來又歸國圖。有待進一步查核。

表1 傅忠謨提出書目

三、北圖選留以外普通書移交西南人民圖書館

上文已述，1950年8月底，擬移交四川的藏園普通書55箱已運存故宫博物院傳心殿。1950年12月20日，北圖把其他零星書170餘册、登記時提出的重複書、卓秉恬書屏12幅又裝一小箱，即第56箱[28]。1953年3月21日北圖致西南人民圖書館函曾提及當時裝箱情况：“因爲時間關係，我館并未作單獨裝箱目録，衹是根據總目録的次序裝的，并且在箱子外面都貼有箱號。”[29]

12月21日（12月20日擬稿），北圖呈報文物局處理傅忠謨捐書經過[30]。呈文簡要回顧藏園普通書處理捐贈經過，報告普通書總數爲4340種34462册（含雜書），其中北圖選留2230種9374册，其餘2110種25088册擬運四川。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文物局文提及的此前兩次報告藏園普通書總册數，此次是第二次。

12月底，北圖根據文化部文物局指示，把藏園普通書選留之外部分移交在重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31]，而不是之前所説的四川省立圖書館，原因前文已簡單分析。根據國圖檔案1952年12月25日北圖致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檔案所見如此，當爲“文教部”）函，曾回顧此次移交附有清册：“附有我館加添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32]這份清册名字應該存在誤寫，實應爲上文提到的重慶圖書館清册《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

根據重慶圖書館檔案《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統計表”頁墨筆所注“列入五一年陸月份統計表”，可以推測，大概1951年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把此批書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下文簡稱“西南清册”）即交接清册。國圖檔案中也有一份同樣的西南清册[33]，爲文物局轉來用以核實藏園普通書數量。清册封面鈐“西南人民圖書館”朱文方印。扉頁統計表與西南清册完全相同，統計數量爲：“綫裝書25449册，平裝書（中文）55册，共計25504册。”此25504册與上述北圖12月21日報文物局文擬運川數量“25088册”不一致。

四、北圖根據文物局要求覆核藏園普通書數量

由于上述移交西南人民圖書館册數與北圖選留以外册數，以及二者相加與之前所報總册數不符，文物局要求北圖核實。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報文物局匯報覆查情况[34]，“關于傅忠謨先生前將雙鑑樓的普通書籍捐贈我政府，根據館留清册與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二者相加，與原報總數不符一事，我館已再作詳細核算”，“根據我館這次核算的結果，一共是三三五八五册，此數包括了傅忠謨先生提出的一八五册。如果除了提出的，應爲三三四〇〇册，即與前二次清册均不同。三次清册之所以完全不同，主要是由于零星書籍扎成十捆，難于計算，以及一部分雜志最初没有計算在内之故。”報告也具體説明了重新覆核後，北圖選留普通書數量情况：

館留的書，在上次報告中是書籍七八一〇册（筆者按：此當爲“七八〇一”之誤），零本一九七册又一張，雜志五六一册。根據這次核算，這個數目也有一些錯誤。實際的數目是書籍七八二〇册，零本二〇六册又一張，雜志五五二册，共計八五七八册又一張。這個數目是包括了聚珍版叢書。除了聚珍版叢書五一六册（這部書不是這次捐的，爲了我館登記的方便，所以合并在一起），實際館留的是八〇六二册又一張。另外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由鈞局提去的《静庵文集》一册，也不在我館所留數目之内。

對西南清册與北圖選留清册數量不符情况也作了分析：

至于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清册與我館選餘的清册不符，因爲該館清册不是按原箱目録編製的，所以很難核對。但是我館已將該館清册逐頁計算一過。該館原報二五五〇四册，而我館計算結果是二五八〇四册。最重要的是該館清册缺第二十七頁一頁（原册注明一〇三頁，實爲一〇二頁），卓秉恬屏幅十二件已由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提去，是否即在此第二十七頁上，亦殊難料。我館希請由鈞局通知西南人民圖書館，再就該館清册與原箱核對，并將第二十七頁補上。

對相關數量不符的原因作了説明：

關于傅忠謨先生捐書的清册問題，最初由于在傅忠謨先生處點查書籍時，較爲倉卒（如雜志部分當時即未計算在内，言明俟將來整理後再補加目録），以及成捆的零星書籍較爲難數。其後發覺前後總數不符時，又由于選餘之書已運存故宫傳心殿，無法覆核，以致不僅總數前後有些出入，即我館選餘清册與西南人民圖書館清册亦彼此不能一致（當然該館所點查亦有錯誤，已如前述）。雖然由于若干客觀條件所造成這樣一個事實，但我館處理這樣的工作没有做到十分正確，也是應該負相當責任的。

報告最後提出：

我館認爲傅忠謨先生捐書的數目應當根據我館此次核算的選留部分數字，加上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正確數字，纔能作爲確實的數目，也纔能成爲完整的目録。因此，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清册，應再詳細增補和核算，以便總成一數，而結束此案。

11月13日，文物局發通知回復[35]，提出兩點處理意見：一是按照總清册與選留清册和西南清册互相核對，聯繫西南文化部進行核實，查對清楚。二是雙方查對後，如修正無誤，及時呈報文物局以便結案。如查對後仍有錯誤難以查清，應説明原因，并將最後修改後的清册報局。通知附有“西南文化部所送清册一份”[36]。接到通知後，北圖采訪部中文采訪組隨即進行了相關核實，“今經本組將總清册、西南清册與本館登記簿、登記卡片及善本登記簿等，互相核對，綜計數字。但進行過程中困難叢生，歷時一月，始得完成此項工作”，形成《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37]。報告根據西南清册進行了詳細核實，總結如下問題：

一、西南不注明版本，本組又無從查見原書，以致有一部分書籍的核對衹能憑藉圖書知識來推斷。

例：西南清册第71頁有“藕香零拾31册”，清册第78頁有“藕香零拾32册”，又查西南清册第35頁有“山房隨筆補遺，澹餘筆記一册”此書爲藕香零拾之零種，且西南聯登爲一種，當係所缺之一册。

二、叢書或拆散爲零種登記。

1清册第78頁有“永嘉叢書41册”，查西南清册中有“禮記集解24册”（51頁）、“蒙川遺稿1册”（65頁）、“薛浪語集8册”（59頁）、“水心文集8册”（26頁），共計41册，皆係永嘉叢書之零種，適與清册相抵。

2西南清册第83頁有“四史36册（殘）”，查清册第13頁有“後漢書12册、漢書16册、三國志8册”共計36册，又係殘本四史，當可與西南清册核符。

3清册第44頁有“漢魏六朝名家集22册”，查西南清册第一頁、第二頁有“司馬長卿集1册、董仲舒集1册、東方先生集1册、蔡中郎集4册、潘黄門集2册、顔延年集1册、謝宣城集2册、任彦升集2册、庾開府集8册”，以上諸書，皆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西南清册又連續登録，核其總數適爲22册，與清册數目相符，當即此書。

三、一書登記爲兩個書名。

例：（1）清册第31頁有“介景堂集6册”，查本館登記片及西南清册俱無此書，而中采登記簿第20756號聽雨叢談下注“書口刻介景堂集”，當係此書。

（2）西南清册第14頁有“六譯館叢書80册”，查清册第80頁有“則柯軒經學叢書80册”，當即此書。

（3）西南清册第16頁有“望雲仙館20册”，查叢書書目彙編第554頁有“槜李遺書望雲仙館刊”，西南收“槜李遺書”，寫爲“望雲仙館”或係誤筆，則清册第80頁之“槜李遺書20册”當即此書。

（4）清册有“黄氏家録”五册，經查善本庫現存由此批書提出之“黄氏攟殘集附家録續録”五册，當即此書。

四、總清册有筆誤。

例：清册第28頁後半頁下格十四種書的册數，有的寫錯了，今經與原始清册校勘，始得更正。

五、西南清册缺第27頁一頁，不知所收何書，無從查考。又該册登記方法基本上係按四角號碼排列，但又往往不合，且未按我館裝箱次序登列，故查檢頗爲困難。

六、總清册有而確送西南，但西南清册未予登録。

例：總清册第81頁有“卓秉恬書屏條12幅”，據中采方面談：“此12幅確已移送西南。”現查西南清册未予登録，而中采有1950年12月20日第56箱裝箱書單，此12幅確係裝載在内。

但由于“三反運動”開始，相關核對工作暫時擱置，也未進一步聯繫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核對工作一年後纔重新啓動。

1952年12月22日，北圖采訪部副主任楊殿珣安排請示把《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相關内容報文化部，同時去信西南核實相關情况[38]。

12月25日，北圖就此呈文報告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39]。報告核實後原清册總數爲34085册又12幅，北圖選留共計8885册又6張，傅忠謨提出159册，文物局提出1册，西南清册數量爲25494册，綜合所計，總數量爲34539册又6張，與原清册數34085册又12幅多出454册又6張，缺12幅（筆者按：此12幅爲卓秉恬書屏條，已移交西南人民圖書館，但西南清册未列入）。同日，北圖致函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通報上述核對結果及核對發現的西南清册疑問之處，請西南方面核查。

五、北圖與西南人民圖書館四次往來信函核實移交普通書情况

1953年2月至8月間，北圖與西南人民圖書館先後四次信函往來，核實移交普通書情况。

2月3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1月19日所發對北圖上年12月25日函的回函[40]。

元月五日西南文教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交來你館（五二）民字第九六八號文一件，囑查對處理。兹將查對情形分述如後：

（一）你館所提的五點疑問，完全正確，惟第二點蒙訓清稿一書應爲蒙川遺稿（筆者按：北圖1952年12月25日函誤打“川”字爲“訓”）。

（二）我館接收圖書清册内缺少第廿七頁一頁，係造册時工作馬虎跳寫了號碼，全清册實際衹有一〇二頁。

（三）在查對當中，發現我館原造接收圖書清册確有錯誤之處，已即時改正，兹將改正之處抄附清單一份以供參考。

（四）經查對覆核結果，我館收到書籍，計有綫裝書二五三六九册、平裝書五六册、日文書二册，共計二五四二七册。

（五）我館收到傅忠謨先生部分贈書時，并無單獨的裝箱目録，衹收到其捐書總目一册（你館編造共八十二頁），該目録經你館勾畫圈點符號很多，所以何種書你館留存、何種書移送我館頗不易查對。若我館收到册數與你館留存册數之和仍與其捐書總册數不相符合時，則請你館將傅忠謨先生贈書中移送我館部分的圖書清册寄下，以便查對爲荷。

代理館長楊作平 副館長郝謙

公元一九五三年元月十九日

2月11日，楊殿珣根據西南人民圖書館回函所統計西南清册25427册，與原統計25504册及北圖新統計25494册都不同，向館領導請示把相關情况報送文化部社管局[41]。3月1日，北圖副館長張全新指示中采趕造最後清册報社管局[42]。此後仍繼續聯繫西南人民圖書館作進一步核實。

3月21日，北圖再次致函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西南清册具體書目情况：

西南人民圖書館負責同志：

西南圖字53017號函并附改正清單一份已收到。

傅忠謨先生贈書，當時因爲時間關係，我館并未作單獨裝箱目録，衹是根據總目録的次序裝的（我館提出的當然在外），并且在箱子外面都貼有箱號。

根據我館所留的書和總目録對照結果，賸餘的部分有的未見于你館所造的清册中，也許是由于你處和我館書名著録的不一致，所以不容易核對，希望你館能够再爲核對一下。現在把見于總清册，而爲我館所未留的書名開列在下面：右文説在訓古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在第二箱），五代史志疑（在第五箱），格致彙編（在第十七箱），地球時事撮要、三島雪鴻、女子教育論（以上在第十八箱），灤陽録、殿試考略（以上在第十九箱），二老堂雜志、信摭（以上在二十三箱），庭訓格言（在二十四箱），吹劍録（在二十五箱），種苗價目表、中央公園董事會章程、政治學、沈氏尊生書（在二十六箱），波羅密經、玉差些賸、儒林公議、异聞總録（以上在二十七箱），杜詩偶評、義山詩集（以上在二十八箱），灊山集（在二十九箱），廣陵集、宛陵詩選（以上在三十箱），静軒集、静春堂詩集、東涯集（以上在三十一箱），雲山散人詩草（在三十三箱），介白堂詩集（在三十五箱），朱二垞詩集、題鳳樓文稿、雲在山房類稿（以上在三十六箱），卷葹閣文乙集、焚餘草、蘭言集、佩衡詩鈔、拙餘詩稿（以上在三十七箱），歷科狀元策（在三十九箱），坡門酬唱集（在四十箱），宋元名家詞（在四十二箱），郭氏叢刻（在五十四箱），辛巳叢編（在五十三箱），卓秉恬書屏條（在五十二箱）。

你館清册第七十八頁有貴池先哲遺書三十四册，是否是貴池二妙集、秋浦雙忠録、啓禎兩朝剥復録三種？根據總目録（見五二、二四、四六各頁）是二十三册，請清查一下。又你館清册十九頁有二十四史三二一册，亦請將子目及册數代查一下。

以上各端希將清查結果告訴我們，以便報請上級結束此案，此致［西南人民圖書館］。[43]

6月22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6月15日所發回函[44]：

你館（53）建字第四二二號函已收到。

傅忠謨先生贈書你館移給我館的一部分，囑再爲核對，兹將核對情形分述如下：

一、我館有的：（1）右文説在訓古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即我館清册第七十頁之蔡元培先生五十歲慶祝論文集。（2）格致彙編即我館清册第三十六頁之俄國志略。（3）灤陽録即我館清册第五十頁之燕臺再游録。（4）殿試考略衹有一頁，夾在一書内，我館清册未載，此次查對纔發現。（5）二老堂雜志一册在我館清册九十二頁之學海類編内。（6）信摭三册在我館清册第九十一頁之風兩樓叢書内。（7）吹劍録二册在我館清册第十五頁之讀畫齋叢書内（你館清册第三十三頁之吹劍録二册及第八十頁之讀書畫齋叢書四十册即我館清册第十五頁讀畫齋叢書卅九册及第卅頁之群賢小集補遺三册）。（8）波羅蜜經三册即我館清册第九十六頁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9）儒林公議、异聞總録兩書在我館清册第三頁之明代不知名叢書内。（10）杜詩偶評即我館清册第六頁之杜工部詩箋。（11）李義山詩集即我館清册第六十頁之李義山詩集，另你館清册第四十六頁之李義山詩集（四部叢刊本）二册，在我館清册第三十四頁之幽憂子集内。（12）灊山集一册在我館清册第九十九頁之知不足齋叢書内。（13）廣陵先生集四册在我館清册第卅九頁之吴興叢書内。（14）宛陵詩選即我館清册第四十六頁之宋十五家詩選。（15）静軒集即我館清册第五十一頁之静軒集一册、清河集二册，共三册。（16）静春堂詩集一册在我館清册第九十九頁之知不足齋叢書内。（17）東涯集即我館清册第七十八頁之東涯集。（18）介白堂詩集即我館清册第九十七頁之介白堂詩集。（19）題鳳樓文稿即我館清册第八十五頁之詞稿文稿。（20）雲在山房類稿即我館清册第卅頁之雲在山房類稿三册及第四十三頁之秋草倡和集一册。（21）卷葹閣文乙集即我館清册第一〇二頁之卷施閣文集。（22）焚餘草一册在我館清册第廿六頁之張氏叢書内。（23）坡門酬唱集八册在我館清册第七十八頁之貴池先哲遺書内。（24）彙刻宋元名家詞即我館清册第十頁之庚子秋詞一册及第五十九頁之南宋四名臣詞集一册。（25）郭氏叢刻九册即我館清册第十八頁之正信録一册、第廿二頁之天樂鳴空集二册、第五十七頁之太上感應篇集傳四册、第六十四頁之地藏經一册、第八十六頁之明聖經注解一册。（26）辛巳叢編即我館清册第卅九頁之吴三桂紀略。（27）卓秉恬書屏條十二幅我館清册未載，因放在特藏書庫而造清册時忘掉了。

二、我館未見的：（1）五代史志疑你館清册第五頁標有紅色“○”符號及“提”字等。（2）地球時事撮要你館清册第十九頁標有藍色“△”符號。（3）三島雪紅你館清册第十七頁標有藍色“△”符號。（4）女子教育論你館清册第十九頁標有藍色“○”及紅色“？”等符號。（5）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你館清册第卅一頁標有藍色“△”符號。（6）種苗價目表你館清册卅七頁標有藍色“△”符號。（7）中央公園董事會章程你館清册第卅八頁標有藍色“△”符號。（8）政治學你館清册第卅五頁及卅九頁各一册均標有藍色“△”符號。（9）沈氏尊生書你館清册第四十頁標有藍色“﹁”符號。（10）玉差些賸你館清册第四十二頁標有藍色“△”符號。（11）雲山散人詩草你館清册第五十八頁標有藍色“△”符號。（12）朱二垞詩集你館清册第六十五頁標有藍色“△”符號。（13）蘭言集你館清册第七十一頁標有藍色“△”符號。（14）佩衡詩鈔及拙餘詩稿兩書你館清册第七十一頁均標有藍色“△”符號。（15）歷科狀元策你館清册第七十三頁標有藍色“△”符號。

三、我館清册第七十八頁之貴池先哲遺書卅四册，包括秋浦雙忠録兩種十册（一爲六册，一爲四册）、啓禎兩朝剥復録四册、坡門酬唱集八册、貴池二妙集十二册。你館清册第五十三頁之貴池二妙集十三册與我館相差一册，因我館將貴池二妙集補遺一册提出，即我館清册第七十四頁之妙及補遺。

四、我館清册第十九頁之廿四史（殿本單行）一七三册，包括金史廿三册、元史五十册，史記廿六册、後漢廿八册、三國志十四册、舊五代史卅二册，及另一部廿四史（合刻本）一四八册，包括晋書廿册、南齊書六册、北齊書四册、周書四册、陳書四册、後漢兩部卅二册，梁書六册、新五代史八册、三國志八册、舊五代史十六册、舊唐書四十册。[45]

8月3日，北圖再次致函西南人民圖書館，請核實兩個問題：西南清册著録而未見于總清册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60册、《續資治通鑑》等4種90册、《明紀》24册的原裝箱號；請開示《辟園史學四種》的細目。

8月27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8月18日所發回函，答復所問兩個問題：

（一）我館清册第廿九頁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六十册，係四川仁壽葉氏家刻，化連紙。第卅七頁有續資治通鑑等四種九十册，係江蘇局刻，連泗紙。其中有續資治通鑑八十册、通鑑外紀六册、通鑑目録二册、通鑑辨誤二册。第八十七頁有明紀二十四册，係江蘇局刻連泗紙。以上各書原來裝箱號數，開箱時無記載，現亦無法查出，請原諒。并將各書的紙張及刻本，供你館復查時參考。

（二）我館清册第八十八頁有辟園史學四種（殘）十五册，其中有通鑑札記六册、十七史説四册、續紀事年表五册。[46]

六、北圖呈報社管局覆核結果并新編製傅忠謨捐贈普通書總清册

1953年11月4日，經過反復核對選留書目、提出書目、西南清册，以及與西南人民圖書館4次溝通，北圖向文化部社管局呈報最後覆核的結果，并請示擬重新編製清册作爲傅忠謨捐贈普通書目録[47]。報告核對結果主要有兩個方面：實際捐贈普通書總數多出原清册數量；有幾種原清册有的書籍，由于著録方式不一致，没有核實出結果。另總結書目不符的三點原因：其一，送交西南圖的時候没有做裝箱目録，而西南清册又把叢書分别著録，還有把數種書合并著録衹寫一種書名等情况，因此書名難以逐一核對；其二，最開始清點時没有詳細清點雜書，衹是大約計算了數目，現在則一一都寫了出來，并且有一些書是起運時纔找出來的，没有寫進原清册，所以總數比原清册多。其三，北圖和西南人民圖書館在清點接收工作中都有疏忽，導致前後總數不符。根據這些情况，報告提出解决辦法是根據留館清册和西南清册，參考核對結果，重新編造傅忠謨捐贈普通書清册。

11月11日，社管局致電北圖，同意重新編造傅忠謨同志捐書清册。

12月30日，北圖向社管局呈報重新編製的捐書清册。此次清册共78葉，封面題“傅忠謨先生捐贈書籍清册”，用“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14行，分上下兩欄，僅著録書名、册數（個别的有著者、版本），未按四部分類。末葉記總數量：共計4346種34373册12幅。根據我們比對幾種清册，此清册前半部分與1951年清册基本相同，後半部分與西南清册基本相同，應該是在兩個清册基礎上合并增補而成。同日，北圖又致函傅忠謨，寄去清册，并再次表達謝意[48]。至此，傅忠謨捐贈的藏園普通書總數終于核算清楚。

注釋：

[1] 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卷八，鳳凰出版社，2011年，379頁。

[2] 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序》，傅增湘：《藏國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49頁。

[3]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

[4]同注[3]。不過1947年“391種”是據國圖善本登記簿，《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文中云“337種”。

[5]宋希於《傅增湘逝世的日期》（《掌故》第五集，中華書局，2019年）根據《許寶蘅日記》糾正傅增湘1949年10月20日逝世之舊説，應爲11月3日。

[6]李國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9—55頁。

[⑦] 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中國圖書館學報》1994年第6期。

[⑧] 同注[3]，49—52頁。

[⑨] 冀淑英著，李文潔插圖：《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27頁。

[⑩] 向輝：《藏園書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及館藏善本書之淵源考略》，《版本目録學研究》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407—421頁。

[11] 劉文輝（1895—1976），曾任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9日，與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林業部長等職。鄧錫侯（1889—1964），民國時期曾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等職。

[12] 同注[3]。

[1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6。

[1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8。

[1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26。

[16] 《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8。

[1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3。按：趙萬里時任北圖善本部主任，楊殿珣時任采訪部副主任，爨汝僖任采訪部中文采訪組組長。王廷燮，字樹仁，1930年11月至1960年在館工作；楊殿甲，1946年7月到館工作。

[1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

[1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3001至1953-&376-039-2-(2)-16-003042。此清册歸入1953年檔，但其中《江安傅氏捐贈零本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期刊雜志清册》明確署有時間“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一九五〇年六月”。

[2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0。

[21]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3。

[2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48。

[2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

[2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0。

[2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5至1949-&375-039-2-(2)-16-001136。該清册與1950年清册内容相同，衹是頁碼稍有差别，應該是根據1950年清册重新抄寫。

[26]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22。

[27]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子部第4册，1593頁。

[2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1至1949-&375-039-2-(2)-16-001052；另，國圖1952年檔案《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提及“中采有1950年12月20日第56箱裝箱書單”。

[2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6至1953-&376-039-2-(2)-16-001007。

[3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1至1949-&375-039-2-(2)-16-001052。

[31] 根據1950年12月20日裝第56箱，以及國圖1950年12月25日檔案發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函底稿（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5）云“一九五〇年我館奉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指示，移送你處傅忠謨先生捐書一批”，可知12月20日完成裝箱，12月底移交西南軍政委員會。

[3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5。

[3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7至1952-&375-039-2-(2)-16-001112。

[3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至1949-&375-039-2-(2)-16-001139。

[3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42。

[36] 按：11月1日北圖呈文已提到用西南清册核實，則似乎11月13日以前文物局已轉給北圖西南清册。

[3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8至1952-&375-039-2-(2)-16-001120。

[3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7。

[3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2至1952-&375-039-2-(2)-16-001004。

[4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3。

[41]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1。

[4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4。

[4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6至1953-&376-039-2-(2)-16-001009。

[4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1至1953-&376-039-2-(2)-16-001013。

[45] 同注[44]。

[46]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7至1953-&376-039-2-(2)-16-001018。

[4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9至1953-&376-039-2-(2)-16-001022。

[4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25。

【作者简介】

刘菲，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

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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